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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葵村黎族的信仰和道教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2-05-20 10:17:51        查看次数:1665

摘要: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竹葵村黎族人的灵魂信仰和道教的影响作了详细的陈述和分析研究,填补了对该村黎族这项研究的空白。介绍了竹葵村生态人文环境的基本概况,陈述了竹葵村人对非自然死亡之人的灵魂信仰,道教仪式主持人三伯进入该村行道,给村民们带来的一些道教名词概念和多种多样的查祭赶鬼形式,村民们接受道教三伯做法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

  关键词:信仰;三伯;道教

  中图分类号:B92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6-0017-03

  一、竹葵村的基本概况

  在我国的南海海域里,有一个美丽富饶的宝岛,它就是我国的第二大岛——海南岛,也是海南省的第一大岛,黎族主要居住在海南岛的中南部。“陵水县是黎、汉、苗等民族小聚居、大杂居的黎族自治县,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323 357人,其中黎族人口177 47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1.75%,汉族人口为145 02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4.85%,苗族人口537人,其他少数民族人口321人。黎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居住在不同地区的黎族还存在着方言的差别,有哈方言、杞方言、润方言、美孚方言、加茂方言,在这五种方言中,又有多种土语。居住在陵水县内的黎族主要是操哈方言的黎族(272个村庄)、操加茂方言的黎族(181个村庄)和操杞方言的黎族(36个村庄),还有操半黎语半汉语方言的黎汉杂居的黎族,当地人称为水流黎[1]。

  陵水县文罗镇管辖6个行政村委会19个自然村,竹葵村是其中的一个自然村,行政划归文英村委会管辖的一个村小组。这个村的村民虽然男女老少都穿汉族服装,但他们全都是讲黎语哈方言的黎族。村中共有35户人家,238人,其中32户是同宗同姓马,2户姓黄,1户姓卢,他们都与村中的大姓有姻亲关系。竹葵村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是丘陵地区,一般海拔30~50米,土壤多为红壤土和少量沙质壤土,肥力中等。该村地处热带,属热带海洋季风气候特点,多热少冷,高温多雨,年平均温度24.6°,年平均降雨量为1 600毫米,主要影响该村的气象因素是台风。全村土地面积176亩,其中耕地面积147.9亩。农作物以种植水稻为主,其次还种有番薯、玉米;冬季种瓜菜,面积131亩;热带作物有椰子、槟榔、荔枝、龙眼、芒果等。畜牧业以饲养牛、羊、猪为主①。

  笔者于2008年4月2日—5月8日每天深入这个村落,采用村落整体调查和对一些村民深入访谈以及实地观察的方法,了解到竹葵村人的信仰习俗。从清朝直至今日,竹葵村人依次进入了封建社会→民国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历史的原因,该村人的经济生活从十分贫穷落后到较贫穷落后再到几户人家先富起来,大部分人家仍然贫穷的发展过程;从普遍保留着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初级农业生产方式到普遍采用犁和牛力拽引、水利灌溉和人工施肥的精耕农业生产方式,这种经济生活状况和生产特点,决定了竹葵村人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灵魂信仰和相信“禁”为主,由于他们居住的村落距陵水县城汉族人较近,因此受汉族道教影响很深,信仰仪式往往请三伯来主持①。

  二、竹葵村的信仰

  竹葵村人相信灵魂的存在,并且感到畏惧。在竹葵村人看来,人难免一死,而那些自然死亡的人才是正常的,其灵魂似乎不会神出鬼没地作祟人,对于那些非自然死亡的人之灵魂,他们称之为恶鬼,村里人很害怕这些鬼,这些恶鬼占据着自己丧生的地方,一旦人们经过该地或触摸到该物,它们就会作祟于人,使人生病甚至死亡。人的非自然死亡方式多种多样,如战死、枪打死、坠崖死、落水死、吊颈死、孕妇难产死,等等。竹葵村人认为,多种多样的非自然死亡者,会变成与其相应的各种各样的鬼魂。对于这些鬼魂,他们是非常恐惧的。村里若有人认为有恶鬼作祟,就请来三伯,家人做饭团、点燃香请恶鬼吃,然后三伯念咒,画符,把恶鬼驱赶走。他们认为落水鬼每三年就会害一个人落水,作为它的替身,它(鬼魂)就可以上岸了。他们还认为吊颈鬼隐身在路上,会使过路的人喉痛。若有谁喉痛怀疑是吊颈鬼作的祟,就请来三伯做法事,在吊颈鬼隐身的路上请它吃饭,请它不要再作祟了,使患者的喉不再痛。未出牙齿的婴儿如上身发热、下身冷、不吮乳、哭而不睡,认为这是天狗鬼作祟(天狗鬼名是三伯说出来的,村民们不知是何物)。对于死于非命的祖先,其家人就请来三伯帮助招它的魂回家,做法是:家人用一支黑色竹子,留竹尾上的叶子,用一只小公鸡、一把尺、一面镜子、一把剪刀以及与死者留下的衣服捆在一起,带去他死的地方等待,若不知道他死的地方,那么就去河边等待。由一个外人抓住竹杆,死者的三亲六戚一边啼哭,三伯一边念咒,那支魂竹杆就不停地转动起来选死者的亲人,那支魂竹杆打到哪个亲人身上,那么这个死者的灵魂就跟着这个亲人回家。回到家,先打门关,即跟门神说,三伯念咒请死者灵魂回家并上神床,跟祖先神位坐在一起。1949年以前,竹葵村人居住的地方缺医少药,妇女怀孕生产都在自家中由老年妇女或接生婆助产,由于产前孕妇没有条件做产检(也没有产检这回事),人们自然地也不会知道会发生难产以及难产的原因。对于难产的孕妇,他们就说是难产鬼作的祟,这时产妇家人一边用大伯的旧衣服、用树叶来打难产妇(不能用家中其他人的衣服来打,唯有用大伯的,理由是:这是伦理族规,大伯与婶子的关系应是正当的、规矩的、不随便的、严肃的,他们相信唯有用大伯的旧衣服打难产鬼,才可以把鬼赶走),一边由三伯用磨碎的松香投入火中,发出“轰”的一声,火就爆起来,说是把鬼赶走了,产妇慢慢地就清醒了。对于这种做法,报告人颇有一番自己的说法,他认为实际上是产妇肚子饿没有力生产造成的,而人们不懂,就误以为是鬼作祟。1960年以后,竹葵村所有的产妇都到卫生院或医院生产,难产就剖腹产,不再请三伯来赶鬼了。

  三、道教对竹葵村人的影响

  从上述内容中, 我们也可以窥视到道教对竹葵村人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形成于东汉顺帝年间(公元125—144年),然而,它却起源于公元前一千几百年的殷商时代的鬼神崇拜、战国时期的知仙方、炼仙丹之说和黄老道家哲学。可以这么说,道教是汉民族的宗教。自从汉朝开始,每个朝代都有越来越多的汉人迁徙到海南岛来生活,至于他们从哪个朝代开始把道教也带进海南岛来,却很难说得准,或者是汉朝,或者是唐朝。如果根据道观的创建年代来确定道教进入海南岛之时的话,可以认为是宋初。从宋朝开始,历代统治阶级重新扶持道教。北宋真宗咸平年间,在海南岛儋州的东南、琼州的城北、万宁的城东,都建有天庆观。北宋元丰年间,兴建永兴观。乾封年间又建景星观等。而黎族人开始接受道教仪式,却是明末清初才有文字记载。

  竹葵村人不知道道教这个概念及其理论是什么,但他们普遍相信三伯的那套查鬼、祭鬼、驱鬼的做法。由于竹葵村人居住在较近汉族人居住的地方,汉族人与他们交往日益频繁,汉族人不仅给他们带来先进的生产生活工具,而且同时还带来了汉族文化。村里每个人都会说流利的汉语陵水县方言,年轻人会说普遍话,生活基本汉化了。最初是汉商,他们把汉族人赶鬼、祭鬼用的香、烛、纸钱、纸衣服、纸鞋等东西运到竹葵村人居住的地区推销并定居下来,其家人有病时就请三伯来按照汉族道教那套方式进行查鬼、祭鬼、赶鬼,久而久之,竹葵村人有病了也请三伯来帮助查祭赶鬼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邀请也成了经常化。自从三伯进入竹葵村后,他所采用的那套方法查鬼、祭鬼、赶鬼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三伯可以查鬼、祭鬼、赶鬼、画咒符、念咒、写咒文,沟通阳间和阴间,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羡慕。凡人亡、疾病和建房等大事,都要请三伯来主持查祭赶一番。甚至村中也有两个人自学成了黎族三伯。这两个黎族三伯平时种自家的田,有时间又有人请的时候就去帮别人家做法事。当然他们不是村中唯一的信仰仪式主持者,村里人也可以到外村或县城请有名的三伯来为他们做法事。村中做法事的主持者除了三伯外,没有娘母、娘公和鬼公等等。
 

 1953以后直至1980年之前,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三伯曾一度停止进村为竹葵村人做法事。那时候,凡村中有人患有小病,如肚子痛、感冒、班蛇(一种恶风侵入体内使人发冷发热),家人就帮助病者捏风路(穴位)自救。若是重病,没有办法自救,又没有钱看医生,只能是扛着直至去世。自从1980年以后,三伯又重新回到村中为有需要的村民做法事。

  随着三伯进入竹葵村行道,给村民们带来了一些道教的名词概念,这些名词概念有:神、玉皇大帝、土地公、风水、咒文、咒符、七爷公、华光公、龙皇公、作斋、三爷公、七方峒、三界太上老君、五福、张天师、天神国师、太阳神、天神等等。尽管这些玄而又玄的名词概念的含义只有三伯才能理解,村民们一般来说都不能理解或者是不甚理解,但它们一经在村民们中使用,也给村民们添了不少词汇。

  自从道教仪式传入该村后,村民们还接受了三伯带来的多种多样的查祭赶鬼形式。查鬼前,三伯叫他们准备什么,他们就准备什么,叫他们准备多少,他们就准备多少,总之,由三伯开口,他们只有默默地准备,没有讨价还价的事。查鬼时,三伯主要是采用扔茭贝、点燃香、钱压米上放在咒符上、甩蛋这些形式来进行;祭鬼神是用鸡、鸡蛋、狗肉、猪肉、油、香

炉、香、烛、元宝、纸钱、饭团、酒、米等祭品[2]和祭拜土地公、灶公、祖先和其他鬼,在祭祀中还接受了三伯那套看风水择墓、择“龙穴”而葬,用合板棺入殓、“做七”、“作斋”(“半夜盲斋”)、刻墓碑的形式;赶鬼主要是念咒、画符镇鬼,边喊边打把鬼驱走。

  笔者在调查中亲眼目睹了两位三伯做法事,一位是点燃香和扔茭贝查祖先,一位是帮助建新房的人家驱鬼(俗称:净土)。查祖先是这样做法的:三伯穿着平常,在厅门口外,背朝厅门口,点燃五支香,眼睛注视着香,口中呢呢喃喃地念咒,然后进屋,坐在沙发上,眼睛注视着五支香呢呢喃喃不停地念。据沙门韬光圆瑛法师说,天仙鬼神皆有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人容易招惹鬼神,所以,孔夫子说“敬鬼神而远之”。这时他招来的鬼神就附在他身上,说是鬼神通过他的嘴告诉大家……(告诉大家祖先的生平,在此省略)。接着,他又拿出两个月牙形的茭贝扔三次茭贝,第一次扔出圣贝(一贝伏一贝仰),他就说:“祖先保佑全族男女老少平安、男子会读书、高人一等、不被人欺、求财得财、求人得人。”接着扔茭贝两次都是阳贝(两贝仰),他就说:“祖先没有啥事,祖先很高兴,祖先希望子孙大家高兴、笑口常开。”做完法事后,三伯把手中的五支未燃尽的香插在神床的香炉中。建新房的净土仪式是这样的:2008年5月8日晚上七点,主人和三伯在前一天挖好的地基上拉好电线和绑在电线杆上,打开电开关,照亮整个场地。接着主人按照三伯的指点平整好地基上的土,在地基的中央摆放一张桌子。晚九点,主人在桌子上摆放着一只割了红的小公鸡、槟榔和蒌叶。三伯穿着平常,点燃三支香,然后念咒招来土地公神和本村的山神、村神来领主人招待的这些祭品,这些神就来领下了。接着三伯用松香和煤油点燃火把,领着主人家的几个男子在地基里一边走,一边用火把烧地基的每个角落和每段地基一直到地基周边,主人家的男子们每人手中拿着一条棍子,一边跟着三伯的火把伸向哪里,他们就喊“打”、“打死”到哪里,如此来赶鬼,一直把鬼赶走到公路边,把火把扔在公路边任其烧完。

  为什么竹葵村人能够相信和接受汉族道教三伯的做法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五个:一是道教讲的是鬼神的东西,这与竹葵村人的“鬼魂”观念有着共通之处,所以,他们容易理解和接受。二是村民们认为三伯做的法事有时候也灵验,把鬼赶走后,病人的病也真的好起来了。三是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事件中,村民们感觉到似乎有某种说不清的联系,或者担心不符合章程会带来什么恶果而往往求助于三伯这个“内行者”。四是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确实有的病是医生治不好的。五是村民们本世纪以前生活普遍贫困,以致现在还有许多家庭生活很一般甚至很贫困,他们病了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再加上三伯做一次法事,病人家给一个红包,其中有多少钱是随意的,给少了三伯就少收,或者是病人家招待一餐饭也可以,因此,村民们也付得起。所以,村民们有这么一种说法:有的病先问神,神通病才通,照神的做不好了,再去看医生。先在自村的三伯那里问神,照做不灵就去外地问,问了二三个三伯照做不灵,最后病人扛不住了不得已才去看医生。笔者在调查期间曾碰到过有个村民有病一直扛着,半夜昏倒了,家人急忙将她送去县人民医院抢救,医生诊断病人患有心脏病、脑血栓、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家里人没有钱就四处去借钱,谁知病人被抢救过来后,第二天还没等治病就办理出院手续了。要想改变村民们几百年来形成的信仰习俗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笔者认为不能用行政命令手段,更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做法来解决人们的信仰问题,那种做法只能奏效一时,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政府扶持,帮助村民发展农业生产和选派有能力的人带领村民致富。只有村民致富了,有了钱,有病才有钱看医生,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第二,有关部门组织医疗队定期下乡免费义务为村民看病。虽然不是经常如此,但也不是未能做到的事,只要国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有爱民之心以及政府以民生为重,切切实实地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还是可以从少至多,逐步做到的。这也符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的要大力发展我国慈善事业的精神。或者有关部门组织医学院校学生下乡免费义务为村民看病,一方面,可以帮助政府解决村民无钱看病的问题,另一方面,学生也可以积累临床经验,为毕业后从事医疗工作或医学研究工作打好基础。

  第三,当地政府应着力加快医院和卫生院的人才培养和改善医疗设备条件,使村民的一些疑难杂症在医生手下可以治愈。

  第四,政府投入资金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大病医疗报销扩展到小病医疗也能报销,从部分疾病医疗报销扩展到全部疾病医疗报销,并且每次报销金额起点不宜高, 应定在绝大多数人可以负担得起的水平。当然,这有赖于当地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使地方财政收入足于投入到农村医疗事业中,使村民们能够真正享受到这一制度的实惠。同时,政府应该把医疗机构当作公共福利事业来经营,降低药品价格和医疗设备使用价格以及问诊价格,使村民们能够看得起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村民们有病从原来的先问三伯公逐渐转变为直接问医生。当然,这种转变要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得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与社会经济在发展上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所以,不能急于求成,必须慢慢地引导和帮助,否则只能得到欲速而不达的效果。

  参考文献:http://www.360qkw.com 论文网
  [1]陵水黎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陵水县志[M].2007.

  [2]释印光.印光法师文钞(下)[M].张育英,校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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